8年前的春节，让当时还是急诊科实习生的小楚，印象格外深刻。那时，他在急诊科，遇上了一个头部受伤的农民工。

　　因为治疗费用，阴差阳错，这位患者最终的命运成了一个谜，也成了小楚从医以来的一个心结。

　　8年后，同样是春节前，已成为外科主治医师的楚医生，再次遇到了相似的情况。

　　这一回，他又将如何应对？

　　以下是他的自述。

　　初见

　　第一次在急诊室见到面，老唐正捂着左边太阳穴处鼓出来的大包，蜷着身子侧躺在病床上。床下，放着一双磨毛边了的橡胶鞋。

　　他是来小城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听口音应该老家在隔壁省。

　　我与他并不相熟，先姑且就叫他老唐吧。

　　从就诊信息上看，老唐还不到40岁，样子却已不年轻：头发灰白，结成一绺一绺，身上豆绿的衬衫也褪成了灰色，衬得皮肤更加黝黑了一些。

　　那是在2012年的春节前。当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医学生，在江苏南部一个县医院的急诊科实习。

　　2012年的春节来得很早，一月下旬就是农历新年了。我所在的小城，早早有了年味。

　　上班路途中，天阴，云层很厚，时常能隐约听到咚咚几声遥远的爆竹声。

　　然而，县医院急诊室里人潮汹涌，此起彼伏的乡音里乱成一团。

　　老唐是自己来到急诊的，当时他意识清醒，问他什么，还能够答上来。

　　听他讲，自己是上厕所的时候滑倒了，脑袋撞到了马桶，头上起了一个血肿，想来医院处理一下，配点消肿药。

　　急诊外科医生是我的带教老师，简单检查观察了下老唐头上鼓包，对老唐说：

　　“你这样的情况，也可能不是简单的挫伤，建议做一个头部CT 。”

　　老唐没有马上去做检查，而是反问医生：

　　“这个检查要多少钱？”

　　“大概300。”

　　老唐一愣，顿了顿，说考虑一下，便沉默了。

　　看他犹豫，我便走到老唐的病床前，劝他：

　　“300块，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不贵。你做一个，免得有后遗症，脑出血什么的。”

　　老唐的目光朝我转了一轮，又马上收回，自顾自说着：

　　“我今年打工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准备回家给老婆孩子。马上过年了。我就存了一万块，一分都不想花掉。”

　　又问我，“医生，我能不做这个CT ，我觉得我蛮好的。你给我配点药膏就好。”

　　说话时，他的手一直还捂着自己的脑袋。

　　我告诉他，“我不是你的主治医生，但觉得你还是应该检查一下。”

　　“我再想想”。老唐还是那句话。

　　这时，隔壁的清创室送来了新病人，需要我去帮忙缝合，我又劝了老唐一句，便拉上了帘子。

　　15分钟后回来，床下的旧胶鞋没了踪影，老唐人已经不见了。

　　“想必是自己悄悄走了，但愿没什么大问题。”

　　我叹了一口气，继续工作。

　　急诊室里人流往来，很快又有新的伤口和病人出现在我面前，等我帮忙处理，老唐的事情，似乎也就这么过去了。

　　重逢

　　当晚7点左右，急诊室突然来了三个外地口音的男人。中间的那位被搀扶着，看起来状态很差。

　　“大夫，快救救我的工友。”

　　我一看，是老唐。

　　他穿着带有荧光条纹的灰色工作服，脚上依旧是那双旧胶鞋。

　　想必是之前觉得检查费贵，没啥大碍，从医院离开后，就回去工作了。

　　只是，这回来，老唐精神状态已经不如下午的时候：一边的眼皮已经耷拉下来了。

　　急诊科的老师用电筒检查了他的瞳孔，发现受伤一侧的反应明显不如另一边。

　　这是颅内压升高的表现。

　　看来，老师上午的判断是对的。老唐当时头上的鼓包并非普通的挫伤，而是已经伤到了颅脑，下午的活动又让病情恶化了。

　　这次，容不得老唐犹豫推脱，我和当班的急诊医生，还有他的两个工友，凑了300多块钱，给老唐做一个CT。

　　很快，结果出来了——蛛网膜下腔出血。

　　检查结果比想象得还要严重——这是一类严重的颅内出血，他的CT上已经明显出现了颅内压升高。

　　如果不做手术释放压力，随时都有可能压迫重要脑组织，造成死亡。

　　急诊科的老师马上请求了神经外科的会诊，开了住院单。

　　短短十几分钟，我们还想找工友帮忙照看下老唐，却发现他们不知为何，已经离开了。

　　我搬了张椅子坐在老唐的床前，拉上帘子，郑重地对他说：

　　“你必须需要做手术，不然你会死的。”

　　原本混沌许久的老唐，忽然又变得清醒，问：“大概.......要多少钱啊？”

　　“我不清楚，大概需要万把块钱吧。”我心里也没有底，说了个不算太离谱的数字。

　　老唐好一会儿没说话，显然在做激烈的心理斗争。

　　“这一万块，我准备春节带给老婆孩子，不想花掉。他们好久没添新衣服了。我想把钱完完整整地带回去。”

　　我看老唐还在犹豫，怕他拎不清，说了些重话：

　　“你不开刀，就没有命回去看你老婆孩子了！”

　　老唐笑了，说，“我没事，医生你给我开一个消炎药就好，不要紧的。”

　　这时候隔壁进来一个脾破裂需要紧急抢救的病人，外科的老师喊我过去搭把手。

　　临走前，我拉着老唐，对他喊道：

　　“神经外科的医生从住院部出发过来了，很快就到。你好好想想，就算是为了你的家人。”

　　逃离

　　从手术台上下来，已是2个多小时之后了。我赶忙问老师，老唐住院了没，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答案。

　　老唐又偷偷走了。

　　一开始，大家以为他是去了洗手间。等了半天，却不见人回来。同事们又急忙去厕所一格一格敲门，不见回应。

　　大家找遍急诊室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也没发现老唐踪影。

　　给老唐首诊的老师，找出病历上老唐留的电话，几次拨过去，却总是无人接听。

　　按照规定，对于患者这种私自离开的情况，需要上报行政部门，作进一步的寻找。

　　很快，急诊室里又来了新的病人，尽管心里着急，我也只能投入到新的救治中去。

　　小城里有两家三乙医院，都有神经外科，但我们这儿接的病人更重，也是小城的唯一创伤中心。

　　整个晚上，老唐再也没有回来。等所有工作忙完，已是夜深了，云还是很厚，看不见月亮。睡不着的小城青年三两聚在一起点起小烟火，他们的脸庞在火光里若隐若现。

　　沿街的店铺门面上，已经挂上灯笼。灯光透过红绸，在潮湿的地面上反射出温暖的光。

　　新年的氛围拥抱了小城的每个角落。

　　春节真的要来了。

　　我一个人走在湿冷的风中，满脑子全是老唐蜷着身子捂脑袋的样子，还有他反复提起的那一万块钱。

　　一股无力感袭来，我心里堵得难受。不知道医院行政部门的同事，是否有了老唐的音信。

　　老唐的这种情况，一个人“逃离医院”，肯定凶多吉少。

　　不知他现在是否想着和妻子孩子团圆，想着那一万块的积蓄。

　　还是......什么都不用想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实习医生，能做的非常有限，甚至不需要对老唐负责。

　　但是，如果当时我可以等到会诊的医生过来，再去手术室帮忙；如果我能够再多劝老唐几句，是不是他现在就已经脱离危险？

　　从医院到家，平时步行只需要20分钟，我却走了很久。

　　说不定，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老唐已经离开了人世。

　　直到最后，他的心里可能也只惦记着，要把这一年的积蓄给老婆买两件新衣服，给孩子添一点玩具和糖果，吃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他真是一个“愚蠢”的人，但又是深爱家人的父亲与丈夫。

　　责任

　　直到实习期结束，我依然没有再见到老唐的踪影。

　　8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是一个外科主治医生，在澳洲的一所医院供职，救治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病人们，却始终忘不了遇到老唐的那个日子。

　　今年的春节，和8年前一样，来得特别早。而我又一次遇到了相似境遇的患者。

　　患者是来澳旅游的祖国同胞，因为突发胆囊炎，引起了严重的抗药菌败血症。

　　在重症监护室与死神搏斗了四天四夜，终于死里逃生。

　　然而，因为没有提前购买相关的医疗保险，因为花费巨大，患者和家属想要飞回国后，再进行后续的胆囊切除手术。

　　路途遥远，20多个小时的飞行，对于患者来说，充满了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他们依然离开。

　　也正是在那一刻，我想起8年前临近春节，消失在寒夜里的老唐。

　　虽然我没有权力强制患者留下来，但是我决定用我最大的努力，把患者可能面临的风险降到最低，而不是再任由他自顾自就走了。

　　我紧急联系了感染科，仔细分析了最适合他的口服抗生素，安排了影像科录了患者住院期间所有影像资料的DVD，并且亲自撰写了一封详尽的转诊信。

　　最后我破例主动留下了微信，以方便他的家属和国内参与治疗的医生直接和我联系。

　　20多个小时后，我收到了患者家人的信息。

　　他们已经平安到达，并顺利在家乡办理了住院，用上了他在我们这里出院前使用的抗生素，我松了一口气。

　　老唐的故事一直提醒着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

　　我们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有可能影响一个病人的生命，甚至是一家人的命运。

　　直到现在，我一直尽我所能，不再让老唐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病人身上重演；也希望有一天，每一个生命都有获得救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