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报道称，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大学招生舞弊丑闻中，一个来自中国的家庭为将孩子送入斯坦福大学向此案背后的“操盘手”辛格支付了6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370万元)，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起。美国《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周三援引消息来源报道称，这位神秘的中国富豪是山东步长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涛，被送入斯坦福大学的是他的女儿赵雨思(Yusi Zhao)。斯坦福在得知丑闻后迅速行动，在3月底开除了赵雨思。

　　这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花650万美金运作子女上名校的山东富豪，可能没想到，自己会这样上“热搜”丢尽脸面。舆论关注此事，当然不只是“八卦”，而是希望净化考试升学环境，呼唤公平，而基于此，我们更应该从美国处理这起史上最大招生舞弊案中反思，如何让所有参与舞弊案者一个不漏被曝光、受到处罚，这样才能遏制造假、作弊，实现公平公正。

　　美国发生的这起史上最大招生舞弊案，被美国司法部门查处的除了中介人外，均是学生的父母，这其实是这起案件的最大看点。我国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高考加分造假案、体育体长生造假案、自主招生舞弊案、高考集体作弊案不少，可是，卷入这些案件的学生父母，几乎都没有被曝光，更没有进一步被追责。为打击高考加分造假、自主招生造假，我国采取的办法是取消高考加分政策，严控自主招生名额从严进行自主招生，舆论也反对进行打破唯分数论的高考改革，担心这给有权有势的家庭“开后门”，然而，这不是推进改革、治理舞弊的思路，真正严肃治理舞弊，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对所有涉案学生的家庭、父母，一查到底。

　　不妨来看几起国内发生的舞弊案。2014年，辽宁本溪高级中学87名体优生加分涉嫌造假，闹得舆论沸沸扬扬，随后，为回应舆论，辽宁省纪委、教育厅、体育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要求相关考生所在学校组织对体优生资格进行复核。在自查阶段，如果体优生认为自己符合体优生标准，就签订《诚信承诺书》，认为目前达不到标准，则签订《放弃加分申请书》。最终，270名考生签订了放弃加分申请书。谈及放弃的原因，部分考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因为太久没有练习，缺乏复核的信心。这种由学生“自证清白”的做法，令加分造假“零风险”，如果严肃处理加分造假，应该逐一调查，根据具体情节，曝光所有运作加分造假的家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并追究责任。从基本逻辑分析，高考加分造假绝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会有一个权力和利益链条，要严厉治理，就必须铲除整个链条。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被查，也引起舆论对高校自主招生腐败的关注。据报道，2015年，蔡荣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受审。检方指控，2005年至2013年间，蔡荣生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永华香港集团董事长王某等人的请托，在招录考生、调整专业等事项上为王某之女等44名学生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王某等30人给予的财物共计2330万余元。针对检方指控，当时曾有舆论要求公布这44名学生的名单，校方对这44名的处理(包括如在读，应退学，如已经毕业，应撤销学位、毕业文凭等)，以及给蔡送钱物的学生家长的信息，但随后并无下文。

　　梳理过去10多年来被曝光的升学舞弊案，最终所有环节都被严肃处理的案件并不多；另外，虽然公开的案件信息显示，必定有学生父母参与子女升学舞弊，但被曝光的父母也只是个别。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09年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而这起事件报道的切入点就是担任“公安局政委”职务的家长。

　　处理升学舞弊案对维护公平极为重要。对于我国来说，这还牵涉到推进高考改革。以上加分造假案、自主招生造假案的爆发和处理，直接影响到我国高考改革的走势，2018年，我国全面取消高考奖励性质加分，2015年，高校自主招生调整到高考后进行，到2019年，我国自主招生的名额比上一年压缩减少一半。而其实，只要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包括学校内部的监督机制、学校外部的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机制，是完全可以约束造假舞弊，以及针对造假舞弊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的。

　　美国司法部门对名校招生舞弊的调查，就是司法监督。招生舞弊案的爆发，毫无疑问是丑闻，但是，严肃处理丑闻，才能让公众对大学的招生体系有信心，否则，招生舞弊案将严重冲击招生体系。我国要推进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的高考改革，就必须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这就要求完善监督机制建设。如果不完善监督机制建设，或者公众对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缺乏信心，那改革就无法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