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民族复兴的德政工程，为激励教育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教师牢记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善成德政之功，青岛市教育局推出“我的教育初心”故事。本期故事主讲人：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教师司徒兆敦

　　在电影教育道路上有必须坚持和不能动摇的，那就是要培养“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必须了解中国国情，必须了解群众，和他们交朋友，要“拍好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要了解发展中的世界，要用电影和世界交流和沟通，让世界了解中国。我和我的教学团队坚持纪录片教学，让同学们懂得在生活中转变自己的思想，创作出有血肉的人物形象。我们的“三观教育”也是和创作紧密结合的。

　　——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教师司徒兆敦

　　我的门24小时为你们开着

　　(司徒兆敦发言全文)

　　我叫司徒兆敦，是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的一名教师。我今年八十一岁，应该退下来了，但是学院领导希望我再坚持一段时间，带一带青年教师，毕竟在一个全新的电影学院工作也是我向往的事情。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因为父亲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幼小的我就接触过许多为革命牺牲了宝贵生命的共产党员，他们中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叶挺、邓发、陈然等很多革命先烈，聂耳写《义勇军进行曲》最初也是在我的家里，发生这些事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或者完全不知道，只是后来从父母那里听到的。

　　我的父亲十五岁从农村出来，在周文雍的领导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和多方面技术的专家，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一句老话，“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知道听党的话，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我最初在干部子弟中学读书，同学们的父母都是老一代革命家，1953年3月初周恩来总理到学校来，他告诉我们不要学八旗子弟，不要搞特殊化，要向工农学习，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听了总理的教导，我转入一个农村中学学习，这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是学故事片创作的，大学毕业后希望到制片厂去从事创作，但是学校希望我留校任教，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因为我想到了我的老师们，他们原本是其他岗位上非常优秀的能手，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电影教育事业需要他们，他们走上了一条完全陌生的工作道路，建立起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电影教育体系，我追随着他们，在新的时代继续发展和开辟这条道路，我心甘情愿做这一份默默无闻的艺术教育工作，因为它是值得的。

　　我有幸作为总导演，参加了从党的一大到十五大的文献纪录片《光辉的历程》的创作，深深懂得党在军事和文化思想两条战线展开长期斗争的必要。其实二十出头的聂耳当时还只是一个热爱文艺的青年，音乐创作还在学习过程中，但是面对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他满腔热血写出了振奋国家民族的抗日救亡的《义勇军进行曲》。

　　我是在中国电影实践教育体系的大师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青年到老年，从事电影艺术教育五十多年了，我永远记住我的导师田风在我入学时的一句话，“我的门二十四小时为你们开着”，他是一位共产党员，他最后为了保护学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门为学生开”，教师为学生的成长努力，成为我的教师职业标准。

　　在电影教育道路上有必须坚持和不能动摇的，那就是要培养“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必须了解中国国情，必须了解群众，和他们交朋友，要“拍好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要了解发展中的世界，要用电影和世界交流和沟通，让世界了解中国。我和我的教学团队坚持纪录片教学，让同学们懂得在生活中转变自己的思想，创作出有血肉的人物形象。我们的“三观教育”也是和创作紧密结合的。

　　我在课堂上常常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讲那些我们认为是“弱者”的人对自己曾经的帮助和教育，讲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当义工的收获，我非常高兴，同学们是听得进去，学得起来的。有一次我在青岛1907俱乐部作纪录片讲座，我讲到真实的生活如何造就了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纪录片。我发现在公益服务团队中，就有我的学生。的确，生活是相互补充的，我们社会的进步是需要相互支持的。

　　要有具有永恒魅力的好电影，电影教育和培养电影人才是非常重要环节。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作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不会忘记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的初心，是我们继续完成他们事业的动力，我们应该做好这一份工作，带好队伍，完成党的历史使命，是我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