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有什么认识？”庭审现场，公诉人面向周凯旋发问。

　　被告席上的周凯旋沉默了。他身穿白色上衣，佝偻着背，就像一颗泄气的皮球，两手拖腮，手肘撑在挡板上，低着脑袋，看不出任何情绪。

　　沉默持续了10秒。

　　“你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有什么认识？”公诉人又重复两遍问题。

　　又是接近10秒的沉寂。

　　“不知道。”被告席上最终传出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

　　2018年6月14日，25岁的青年周凯旋，从重庆赶到北京，在北京门头村的一家餐馆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刀，挥向了正准备请自己吃饭的高中同学谢雕。谢雕身中8刀，心脏破裂引起失血性休克，当场死亡。

　　2019年5月24日，此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在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中，周凯旋没有转身看过自己的父母一眼。脚上的镣铐不时撞到一起，“哗啦啦”清脆的声响瞬时回荡在庭内。偶尔，他会侧过头，看一眼被害人谢雕的父母。

　　按照周凯旋的说法，事情起因于2016年的一场高中同学聚会。他声称，当天谢雕当众谩骂、侮辱他，长达四、五个小时，导致他此后无法正常工作，“我走路、上班的时候，都会浮现他骂我的那些话”。

　　但他的话难以得到求证。在一份《精神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周凯旋被诊断患有轻性精神障碍，又因为所患疾病并未影响其对违法行为性质及后果的认识和控制，他被评价为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吊诡的是，在检方出示的证人证言里，那场致命的同学聚会看上去完全是一幅云淡风轻的面貌。

　　与会的大多数同学否认了那场争吵的严重性，“(最开始以为)可能是同学之间互相开玩笑”，甚至有人对周凯旋印象中“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冲突毫无印象。

　　“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要拼命的程度”“很明显(他们说的)就是假话，完全是虚构的”，这是他在庭上的唯一辩解。他认为，那些参加聚会的同学毕竟不希望被卷进他和谢雕的纷争，因此他们的供述不完全成立。

　　在被羁押的一年里，周凯旋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转移到第六看守所，那里主要用于收治待鉴定精神状况和疑似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期间，他长期服用镇定剂。不过，直到站上法庭，他还是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记忆。

　　2019年5月24日，此案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蔡家欣摄

　　“罗生门式”的同学聚会

　　周凯旋的脑海里又一次浮现自己被人“害”的情形了。

　　那是在重庆垫江一家小餐馆的2010号房间里，谢雕和他面对面站着，气氛紧张。室外的天，多云夹杂小雨，这里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有见着太阳了。

　　周凯旋和谢雕是高中室友，毕业后，寝室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聚会。2016年2月份的一天，他们一行9人回到母校垫江中学，在操场上玩撕名牌游戏、聚餐吃饭，最后玩起狼人杀游戏。

　　在周凯旋的记忆里，“狼人杀”环节中，自己突然情绪失控，和旁人起了嘴角。濒临崩溃时，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哭着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遭遇——那段时间，他的叔叔做生意失败，卖房卖车；姑姑赌博欠了许多外债，“他们可能会来找我家借钱”。

　　让他“压力很大”的这段遭遇并没有得到安慰式的回应。

　　“他(谢雕)说我这个样子是在学校和其他人斗输了的样子”，周凯旋说，“他说要把我往死里整”，“辱骂我有自闭症、基因有问题”。法庭上，周凯旋回忆谢雕对他的威胁，“我宁愿把你杀死，然后跟你一起去死，也不能让你这个人好过”。

　　这跟大家眼里的谢雕完全不一样。

　　“开朗、乐于助人”——几乎所有认识谢雕的人都这样评价他。每年考研季，他会在大学群留下联系方式，方便学弟学妹咨询——3年前，他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考入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是学弟学妹眼里值得信赖的学长；他善良，乐于助人，老家的房子没有电梯，遇上腿脚不方便的老太太，他主动背她上下楼。

　　事实上，在当时在场的几个同学眼里，这场聚会的情节又是另一个版本。

　　一个同学回忆，当时周、谢两人紧挨着坐在一起，窃窃私语。后来周凯旋发火，站起来，争吵，甚至起了肢体冲突。“具体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但印象中(谢雕)对周凯旋有一些调侃和取笑，可能是同学之间的玩笑话”，不过，“劝开后就没再说什么了”。

　　其他人对这场冲突“毫无印象”，他们认为“(周、谢)两人关系还挺好的”，“应该不是什么大矛盾”。

　　“很明显就是假话”，“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要拼命的程度”，周凯旋在庭审现场反驳。他认为一切都是合谋。在他的脑海中，当时其他七个同学站在周围，旁观这场谩骂持续4、5个小时。

　　他有自洽式的理解，“他们也是参与了，供述不完全成立，这无可厚非，毕竟不希望被卷进来”。

　　自那以后，那个“被害”的场景就持续在他的脑海里回放，“给我精神造成很大的压力，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

　　“他(周凯旋)的违法行为与他存在的强迫症状，即脑袋里反复回闪的这个症状，有一定关系”，庭审现场，周凯旋的精神鉴定医师说。

　　《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称，周凯旋患有强迫症，属于轻性精神障碍。鉴定医师分析，当时(聚会)肯定存在言语交流上的冲突，但那会他(周凯旋)并不认为这是个事，“后期受到压力后，就出现了一些回闪，存在超价观念”。(编者注：这是一种病态人格，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在情绪的强烈影响下，会对事实做出超常评价，以致影响行为。)

　　每年，这位精神鉴定医师需要出具近130份鉴定报告，其中被确诊患有神经症，并且被鉴定为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案例接近100%。精神鉴定医师称，周凯旋的情况属于“复杂疑难”，他的鉴定时间长达四个月——通常只需两到三个月。

　　由于轻性神经症属于轻微疾病，精神鉴定医师认为一般不影响一个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且考虑到作案前，周凯旋精心的准备工作，“反映出他对杀人行为的性质和地位认知清晰”。鉴定结果显示，周凯旋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面对罪行，周凯旋供认不讳，不过他没有明确表示悔意。“也许还没闹到要杀人的地步。”这是他唯一的松口。

　　鉴定结果显示，周凯旋患有神经症，具备受审能力。受访者供图。

　　被困扰的四年

　　精神鉴定医师介绍，周凯旋所患的轻性神经症，发病率较高，是常见病的一种。在司法实践中，神经症患者违法犯罪的情况不少见，主要是因为“压力较大”。

　　回过头去看，学业、工作上的压力确实一直影响着周凯旋的精神。

　　按照周凯旋母亲吴秀玉的回忆，异常最早出现在2012年高考前一个月。周凯旋第一次察觉到自己“受迫害”——班级里同学的喧闹声是“故意影响他学习”；总觉得在楼道里遇见的数学老师“恨自己”。那年，他以623分考入四川大学金融系——但那时，他的目标是清华北大。

　　大学入学后的一个月，“疑心”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周凯旋以“大学同学对他不好”为由，退学、复读。

　　当母亲吴秀玉把周凯旋送进复读班后，她在垫江中学附近的公交站，发现了周凯旋的身影。他拒绝复读，执意要回家，因为“学校有人要害他”。抵触上学的理由还有“同班同学嫌他身体臭，不愿意和他坐一起”。亲戚来开导他用心学习，他也认为是“来看笑话”。

　　“我们当时只是想他读书，以为是学习压力大，没意识到病情严重。”母亲吴秀玉说。

　　1993年，周凯旋出生在一个注重教育的教师家庭。父亲周剑是重庆垫江四中的物理老师，母亲是建筑公司会计，一家三口住在县城一所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早在九十年代，周凯旋就学上了剑桥少儿英语。

　　幼年时候，他好动、淘气，打从进入初中后，就变得内向，不爱说话，“中学有很多不好的回忆”，周凯旋在接受讯问时说。不过，他似乎没有把那些伤痕给人看过，甚至他的母亲也不知道，“我以为那是青春期的性格转变”。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成绩。那时他在实验班，成绩稳居班级前三。高中，周凯旋在重庆市首批重点中学——垫江中学的实验班里继续发光。学习紧张的时候，他一边打游戏，还能取得年级前三的成绩。

　　周凯旋的发小回忆，每回考试后，周父都会在自己的圈子里“夸耀式”地报一遍儿子的分数和排名。

　　好胜是学习好之外，周凯旋的又一特点。不论在学习、打游戏、还是打架上，他一定要做到最好。和人打架时，对方还手了，他坚决不肯退让，那人脸上至今还留着他抓出的一道疤痕。“他一点亏都不能吃，遇到任何不满，一定会报复的。”他的初中同学说。

　　当地流传周父教育方式极端，只注重成绩，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家庭教育没有任何问题”，周剑告诉《极昼》，语气坚定。

　　出事后，那所房子里只剩下了周凯旋的祖父母，在熟人圈子里，他的父母消失了一般。这所房子仿佛回到了周凯旋年幼时的光景——冷清。

　　那会儿，周父总是很晚回家，周母还在高速上工作，也不常在家。小学放学后，周凯旋会跑去邻居家打游戏，直到晚上8点，才独自一人背书包回家，“他受到的关爱并不多。”周凯旋的同学回忆。

　　2013年，周凯旋第二次高考，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材料与工程学本硕连读实验班。2016年因为挂科，他被从实验班分流到普通班，失去了直接保研的资格。那段时间，挫败感笼罩着他。在学校遇见实验班的同学，“当没看见一样，跟他打招呼，扭头就走”，同学后来发现，“他把大家都拉黑了。

　　据吴秀玉回忆，从那往后，周凯旋的精神状态急剧滑落，“出现幻听，一直说有人要害他”。

　　2016年，在西安交大一附院，当写有“强迫状态”和“有可疑妄想”的诊断书放在周凯旋面前时，他选择了无视。医生建议住院治疗，“正在上学面临考试”——他拒绝了；从医院带回的药也不吃，“吃了没精神，影响学习”。

　　他把自己包裹得和正常人一样，拒绝面对。当父亲周剑和辅导员商讨他病情的消息传入其耳朵时，他从此不再和父亲说话，“我们作为家长，拿他没办法，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

　　往后的那两年里，周凯旋的路越发不顺遂了。他在现实世界中跌入了平凡，离理想的轨迹越来越远。

　　2017年9月，他应聘到南京一家软件公司，月薪8000元。区域经理是这份工作的晋升天花板。那一年，他频繁出差谈业务，时常觉得“老板不安逸(不喜欢)我”“在整我”。

　　高中时，学习并不如他优秀的谢雕曾建议他从产品经理做起，周凯旋说，“要3-5年的经验”；“投游戏策划”，谢雕又提议，“大公司太难进了”，周凯旋说。他渴望赶上互联网的大潮，但是所学的材料专业令他不断否定自己，感慨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

　　和现实的困境同步，精神世界的折磨也没离开过他。按照周凯旋的描述，那两年，也正是谢雕“害”他的情形频繁上演的两年。“我非常恨他(谢雕)，他毁了我的生活。”

　　2018年6月14日，谢雕请远道而来的周凯旋吃饭，并为坐在对面的周凯旋拍下了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我坚定了要杀他的想法”

　　按照周凯旋的描述，最终坚定他杀人念头的，是一句话。

　　2018年5月31日，周凯旋在高中室友群发送了一张可乐图片。谢雕回复，“炫富、仇恨、提刀砍你，三行情书送给你”。

　　法庭上公诉人说，从对话的情境看，谢雕这句话并不是针对周凯旋，而是回应群里前面其他同学发送的小龙虾图片。

　　实际上，“三行情书送给你”是当时流行的网络句式，这看起来像是玩笑的一句话，却被周凯旋认为是“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到了要拼命的程度”。

　　这一天，也是周凯旋公务员落榜的第三天。那曾是他最后的妥协之路。当年2月份，周凯旋下决心“告别写字楼”，辞职回到重庆，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为了增加中榜希望，他甚至选择了冷门的计生岗位。

　　但是妥协的路，没有朝着他理想的方向前进。5月29日，重庆市公务员考试成绩公布，周凯旋落榜了。那段时间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一个人坐到深夜，哭泣。当他的父母亲试图进门时，他会立马反扣上门，“说我们要害他”。

　　在周凯旋的描述里，谢雕的那句话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坚定了要杀他(谢雕)的想法。”

　　动身前，周凯旋似乎想要印证自己决定的正确性。6月9日他在微信上问朋友，“你有没有听过我遭谢雕害过的事情？”“没有，你确定不是误会了？”对方说。“骂了我几个小时，我还失忆了。”周凯旋语气果断。

　　他还是决定和谢雕算清“旧帐”。6月11日，周凯旋从重庆乘坐高铁来到北京。

　　路上，他花148元在网络平台上购买了一把黑色的、长约20厘米的户外露营用刀，抵达北京的那天，刀刚好寄到了他所居住的旅店。

　　对后果，他了然于心，“我知道作案后要被公安机关抓获，自己活不了”。就像是最后一次狂欢，他花了两天独自一人把北京逛了个遍，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北京动物园、美术馆……

　　6月13日，他在微信上联系谢雕，称自己“找了一份数据库管理员的工作，到北京培训”。

　　浑然不觉的谢雕，决定请这位远道而来的同学吃北京烤鸭。

　　2016年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谢雕考入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读研。他计划毕业后在大型互联网公司找一份算法工作，还清助学贷款，和北京的女朋友结婚，再把父母接到北京来。

　　那曾是周凯旋期许的未来。

　　在和谢雕的聊天中，周凯旋不断表达着羡慕：“听说你女朋友的父母是大学教授”，“这个只看脸的世界”。相比之下，自己显得乏善可陈。在《精神鉴定意见书》上，他说自己“不善社交”“不太讨女人喜欢”“没谈过女朋友”“表白被拒”……

　　他似乎忘了，这个前景朗朗的同龄人，走到这步并不容易。谢雕高三那年，父亲患上了鼻咽癌。高考结束，他一天都没休息，就跑到医院照顾父亲。他的母亲在汽车配饰件厂打工，每月不到3000元——这是他们家庭的唯一收入。

　　谢雕用助学贷款上了大学，到游泳池当安全员、在校园发传单赚生活费。大四那年，家里还清了父亲8万元的治病借款，生活正朝着可以触摸到的美好前进。

　　受害者谢雕。受访者供图

　　周凯旋拒绝了谢雕吃北京烤鸭的建议。他坚持要到西单大悦城吃拉面——事后他承认，商场地方大，容易行凶。当天，谢雕因为要撰写报告，拒绝赴约。

　　周凯旋没有放弃。

　　6月14号他再次发出邀约。谢雕提出18号才有时间见面吃饭时，周凯旋等不及了，“这么看，你并不想来”，他回复完谢雕，直接坐上了公交，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了谢雕的学校附近。

　　当天下午6时许，放下手头的报告，谢雕找了学校门口最高规格的饭馆招待周凯旋。他们在靠门的座位，面对面坐下。点完3个菜后，谢雕拿起手机，拍了张周凯旋的照片，“周凯旋来北京了”，他顺手发送到高中室友群。

　　周凯旋猛然起身，从包里抽出事先藏好的刀具，刺向了谢雕。谢雕捂着胸口站了起来，往后退了几步，周凯旋又再向前，朝倒在地上的谢雕连刺数刀。

　　行凶后，面对四周围上来的人，他扔掉刀具，举起双手，复又向外逃去，“举手表示自己(对别人来说)没什么危险”，法庭上周凯旋说。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当着被害人谢雕的父母和自己父母的面，周凯旋请求法庭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

　　(文中除周凯旋、谢雕，其他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