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冠肺炎不能称为“中国肺炎”?
丁香医生 2020-03-21 13:36

  距离2019年 12月 30日,武汉卫健委第一次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已经快3 个月。

  自疫情爆发以来,针对病毒及其引起疾病的命名讨论却从未停歇,我们从国内外媒体上陆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名称:

  不明原因肺炎、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2019-nCov、HCoV-19、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coronavirus、SARS-CoV-2…….

  可能有人会问,给一种新发病毒与疾病命名,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差异?为什么不能简单地以报告首例患者的地点来命名,称之为“中国病毒”或“武汉肺炎”?

  这些称呼的变化,不仅见证了人们对病毒研究进程的加深,也透露着不同地域、种族之间的成见。

  壹

  慎重命名新发疾病

  为何重要?

  疾病命名越审慎,越能彰显对科学以及不同国家、地区人群的尊重。

  历史上,因为草率地为疾病或者病毒命名,让许多遭遇疫情的国家或地区,遭受了二次伤害。

  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病毒命名使用了地域名词,给中东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困扰。除了要背负传染源的罪名,还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以家禽命名的“禽流感”,因为大家对病毒的误解,导致疫情爆发后,数百万健康的家禽被无端扑杀,导致养殖户损失惨重。

  为了避免由于错误命名带来的无端经济损失,2015年世卫组织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商定之后,调整了病毒命名的规则,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给国家、经济和人民带来的不必要负面影响。

  时任世卫组织卫生安全助理总干事的 Keiji Fukuda博士表示:

  这对某些人而言好像是一个细微问题,但疾病命名对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们事关紧要。我们看到有些病名引起了人们对特定宗教或者民族社区成员的强烈反应,对旅行、商业和贸易带来了不合理障碍,并触发了对食用动物的不必要宰杀。这对人们的生活和生计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贰

  一个合理的命名

  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尽管给新发疾病命名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任务,作为普通人乃至媒体,了解疾病命名规则可以帮助我们在这次疫情中,以更理性、中立、建设性的态度去报道事实、发表观点,以此来促进不同国家与地区放下非理性的成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15年 5月发布的《新型人类传染病命名最佳实践》,新发疾病名称应当包含:

  通用的描述性词语

  临床症状、生理过程的描述等

  或受影响等系统

  特定等描述性词语

  年龄、人群、病程、流行病学

  来源(人畜共患)严重性、季节、环境

  病原体(若引起疾病的病原体已知)

  如冠状病毒、沙门氏菌

  发生的年份

  标识符

  Alpha, beta, a, b, I,II,III, 1,2,3

  另外,新发疾病命名规则还指出,疾病命名应该避免:

  地理方位(比如中东呼吸综合征、西班牙流感、裂谷热)

  人名(比如克罗伊茨费尔特——雅各布病、恰加斯氏病)

  动物或食物种群(猪流感、禽流感、猴痘)

  涉及到文化、人口、工业或职业(如军团病菌)

  可煽动过度恐慌的术语(如不明、致命、流行)

  以上括号中的命名,均为不合理的示范。

  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宣布了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疾病的正式名称:2019冠状病毒病,英文缩写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其中CO代表Corona(冠状物),VI代表Virus(病毒),D代表Disease(疾病)。

  3月 2日,《自然》杂志子刊《微生物学》发表了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关于新冠病毒分类和命名的共识文章,新冠病毒被正式命名为SARS-CoV-2。

图片来源:Nature

  至此,新型冠状病毒及其引起疾病的名称,最终被慎重地确定下来。

  叁

  正确称呼一种新发疾病

  是人类文明的体现

  最近不少国外政客、媒体在社交网络上,放弃使用WHO与 CSG慎重定下的名称,直呼“武汉肺炎”、“中国病毒”。

  当地时间3 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疫情记者会时,被《华盛顿邮报》摄影记者拍到部分演讲稿,演讲稿中“Corona”字样被划掉,改写成了“Chinese ”。

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此前,特朗普就在个人推特中也使用了“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这一表述。

图片来源:特朗普Twitter

  按照这个逻辑,爆发于1918年至1920年、造成全世界5 亿人感染、带走了1.7千万至5 千万人的性命的甲型H1N1流感(史称“西班牙流感”,亦是不恰当的命名),若以出现的源头地“美国堪萨斯州芬斯顿军营”命名,是不是该被称为“美国军团流感”?

  同理,如果以报告首例确诊者的地区命名, 1981年 6月5号“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于美国被首次报告,它是不是应该被称为“美国性病”?

  当然,以上两个举例的命名方式,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在某种程度上,审慎地称呼一种新发病毒以及它引起的疾病,是人类文明的体现。

  试图借由病毒命名,挑起国家矛盾,诱导种族歧视,只会消解善意与合作,让国与国乃至人与人对立的情绪上升。

  随着疫情的全球化,感染的国家与总人数日益增加,不同国家之间的成见不断在社交网络上发酵,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发出提醒:

  人类的敌人不是感染病毒的人,也不是报告首例患者的国家,而是病毒本身。

分享到